作者 / 萧 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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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和汪峰离婚了，除了绯闻八卦，微博上又泛起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时候，华语电影才能有真正的“大女主”？
而这其实是另外一个古老话题的引子：中国的女性地位，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提升？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了近期上映的诸多商业片中。这里说的并不是《末路狂花》《82年生的金智英》《芭比》《我的姐姐》这样专门把女性权益拎出来作为母题的影片。很多时候专门设置议题，反而显得太过刻意。与之相比，在传统商业片这个最容易被诟病“大男子主义”的领域中，那些浮光掠影的一瞥，更加具有代表性。
毕竟，一部商业上成功的电影，即便艺术上有所欠缺，也必然会反映出时代某些流行的潜意识。而再精妙绝伦的安排，都抵不过不经意间流露的那一份真情实感。
一、周冬雨的变化
新生代女演员中，收获章子怡最多欣赏的无疑是周冬雨。在《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上映时，都给予了公开的好评与祝福。
时过境迁，周冬雨已经从刚出道时的纯情少女步入了三十岁的中年。今年，她出现在大银幕上的频率依旧不少，从《长空之王》到《燃冬》《鹦鹉杀》《坚如磐石》，越到年底越密集，驾驭的角色形象比起以往变化亦是颇大。
作为一个知名女演员，周冬雨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劣势在于，她显然缺乏巩俐、范冰冰、007女郎等传统大女主那样的性张力；优势在于，正是因为她缺乏性张力，才能在中国这样的性保守国度分外如鱼得水。
众所周知，周冬雨最早是依凭《山楂树之恋》走进大众视野的，彼时的她主打的特质，是如今看来颇为遥远的“清纯”。影片中周冬雨饰演的静秋甚至没有基本的两性常识，竟真的以为男女仅仅是睡在一张床上就会怀孕，还为此紧张了许久。
不过周冬雨这股清纯范并没维持多长时间，在《同桌的你》中短暂了延续一会儿之后，就越跑越远，比如在《心花路放》中饰演一个“杀马特”，在《七月与安生》中饰演性格奔放的太妹李安生……
然而，“杀马特”和“太妹”表面看起来和清纯八杆子打不着，其实都有着相似的底色。就社会学界的普遍看法，认为所谓的“杀马特现象”实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疏离”，反映了聚居在城市的农村青年移民们对“成人世界和主流精英文化的抵抗”，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副产品。
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上述概念，就是贫富差距引发的精神迷茫。
采用这一社会学视角再来观看两部电影，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心花路放》中的周丽娟一副自暴自弃、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气质；《七月与安生》中的李安生大半时间都在用不羁来掩饰内心的失落。两个人物的共同底色，都是迷茫。
清纯和迷茫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隔阂，本质上都是无知的体现。宁浩和曾国祥启用周冬雨，表面看是为了制造人设反差，带有恶搞成分，实则体现了出识人用人的导演天才。
接下来一段时间，周冬雨依然在舒适区中打着转，以2019年的《阳台上》和《少年的你》为例，前者饰演一个轻度智力障碍，后者饰演一个被霸凌的对象——都是居于低位的弱者。
清纯、迷茫、被霸凌、智力障碍……这种角色不可能演一辈子。演员自己的年龄在增长，社会思潮也在持续发生着变化，无论微观还是宏观，都在逼着演员随时间进步，给自己的角色赋予更厚重的人格。
微观上，周冬雨随着年龄增加，无知气质不可逆地在衰减，原本的舒适区渐渐被后浪们顶替。近两年，青春爱情片中的“初恋脸”换成了章若楠，张艺谋也另外寻得刘浩存来出演《一秒钟》和《悬崖之上》。周冬雨自己的角色则被添加了越来越多“强”的成分，比如在《长空之王》中饰演航医沈天然，在《坚如磐石》中饰演家境贫穷的倔强女警等。然而这样的添加看上去总有些僵硬感，毕竟职业buff并不能视作性格本身。
相比商业片，文艺片角色往往具有更丰富的性格层次。最近的《燃冬》表现情感混乱甚至暗示淫乱，《鹦鹉杀》则表现对诈骗犯的蓄意报复，都和清纯愈发背道而驰了。
二、社会变了，清纯不再
尽管周冬雨让出了原本的生态位，但顶替者们也并没有收获观众真正的认可。章若楠知名度远未达到一线位置；刘浩存不光路人风评差，更是几乎完全无法独立撑起票房。
并非她们技不如人，而是社会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为人推崇的性格特质，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渊源，过时不候。
《山楂树之恋》的故事背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女主角静秋是一个因“成分不好”而自卑又自强的知青，这一文学形象其实有着连贯的艺术传承，稍微往回推一点，有《人生》中虽没文化却心眼纯净的刘巧珍，《高山下的花环》中烈士梁三喜的发妻韩玉秀等。她们的共同点，都是在社会分配体系上居于劣势，却自强不息，同时性观念较保守，对爱情怀有极大憧憬，随时愿意为了自己的爱人作出牺牲。
只不过2010年电影上映时，其受欢迎的缘故并非因为“强”，而是因为“纯”。当时全社会正处于一个贫富极速分化的时期，同年上映的还有《人在囧途》（王宝强完全可以视作性转版的周冬雨）。电视剧方面，一年前出现了《蜗居》，两年后出现了《北京爱情故事》，都在探讨年轻人面对物质与情感时的抉择。
当纸醉金迷冲垮了传统道德观，茫然无措的人们本能抓住了那些当初从大地中继承而来的美好品质。然而从促狭的角度审视，这样的“怀念”多少带些双标成分，像是弱者在怀念更弱者。关于这一点，《人生》其实早已做出了预言：“刘巧珍”们的命运只能是被“高加林”们抛弃，最终认命嫁给“马栓”。
缺乏经济基础的空洞怀念情绪维持不了多久，人们很快转入了物质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既然感情靠不住，不如多搞点钱。该思潮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出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当然，它们同样也有一定文学传承，譬如亦舒和张爱玲。
表面上看，物质主义是绝对公平的，毕竟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男女没差。但伴随而来的“市场女性主义”却不可避免地将一切都庸俗化、标签化了。“范爷”、杨天真、咪蒙等明星名人轮番为其站台甚至亲身演绎，加上媒体不断追捧造势，看上去热热闹闹，却只是对消费主义的浅薄追逐，反而模糊了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性别歧视、贫富分化、城乡发展差异……
换句话说，“市场女性主义”本来也没打算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在金主们的精心诱导下，将社会的结构性议题变成了个人的戾气，再劝大家用消费来缓和之，把女孩子们兜里的钱顺走罢了。
这一套路全球通行。诚如《糟糕的女性主义者》作者、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所言：“只要我们继续凝视最时髦的名人女性主义者发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在回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面对的实质不平等。我们不谈薪酬差距的棘手问题、无视女性的生育自由如此受限、不面对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现状。我们都在逃避讨论想要改变这种文化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除了《小时代》外，这一时期影视剧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形象是“大女主”和“女帝”，她们一改往日的柔弱，以强悍示人，争相取代男性的位置做主导者。但这些有意设置的爽文桥段并没有真正反映女性现实，其针对的观众们大部分也并没有真的变强，只是在借机发泄廉价的情绪而已。
鸡血不可能一直打，GDP也不可能永远两位数发展下去。在增长放缓，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时期，大众都在呼唤新的形象出现。然而经历了无数个版本的迭代后，再回头看最初的版本“清纯”，着实觉得陌生，不但无法吸引人，反倒叫人害怕，怀疑美丽的面具下边藏着一条毒蛇。《悬崖之上》后，刘浩存走进聚光灯下，大众却不但不买账，还找出种种证据试图证明她本质是虚伪的，正是此类集体潜意识的反映。
三、正道是，做个强者
那么，什么样的女性角色才能适应如今这个版本？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在一组颇为成功的商业片《前任》系列中找到端倪。
2014年，《前任攻略》上映，刚开场，就贡献了一连串黄色笑话，比如定义了“虚岁”（从爸爸身体里出来的时间），以及行车时将手伸出车窗感受罩杯的经典玩笑。
系列后来者基本都继承了这个风格，故事性不强，更多是段子、黄色笑话、情绪爆点的堆积。2017年的《前任3：再见前任》依旧出现了一大堆诸如“双胞胎是所有男人的梦想”、“还是生女儿好，外公一定是外公，但爷爷不一定是爷爷”这样的台词。可想而知，倘若换到今天，这几乎100%会被视为性别冒犯，在舆论场上大遭挞伐。
与前作们相比，今年的《前任4：英年早婚》几乎能用“耳目一新”的来形容，不光黄段子荡然无存，女性形象也大大得到提升。男主角孟云的相亲对象中，出现了一个利落果敢的律师，一个大气坦然的医生。两相对比，衬托得孟云自卑又怯懦了起来。
但影片并没有一味偏袒女性，同时也用孟云三个失败的相亲局快速对三种人格作了总结和否定：一个自诩“说话直”，却完全不顾对方感受的巨婴；一个满口女权，却不愿承担丝毫经济义务的“双标怪”；一个只重视结果，却不重视过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是对社会中常见负面形象的总结。
另一边，在余飞和丁点的戏份中，影片选择用《古惑仔》电影插曲《友情岁月》来总结二人的恋爱史，这是将香港社团的“兄弟义气”道德观移植到了两性关系中。且不论这样的移植是否合理，至少去掉了男女间的算计与胜负欲，多了一分朋友间相互理解的平和。
再看同档期另一部电影《坚如磐石》，女性虽然戏份不多，却都在某种意义上守住了底线。男性则普遍外强中干。张国立饰演的副市长为了上位不惜牺牲爱情；于和伟饰演的商人杯弓蛇影，受外人挑唆敲死了女婿；雷佳音饰演的主角大部分时间都拧巴瑟缩，缺少决断。相比之下，周冬雨饰演的女警敢于为爱献身；“侄女”杨晓薇宁死没有交代物证的去向；即便陈冲饰演的反派何秀丽，对原则和分寸感的把握都比男人们要强出太多。
这些细思令人感动的变化，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余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经济令传统道德崩塌，导致人们产生应激情绪，开始怀念过去。但社会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因为人们的怀旧心理而刹停，身处其中的个体，主动或被动，都必须要重新调整自身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形势；
第二个阶段是“矫枉过正”，出现了各种流派。其中声量最大的，无疑是以《小时代》等一系列作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市场女性主义”。表面上，金钱面前男女平等，所有人的劳动都可以在市场上换算出一个值，但这本质上依旧是弱者心态，需要仰赖物质的力量弥补自身人格的欠缺。
第三个阶段，终于迎来了大浪淘沙后的沉稳。时间渐渐淘汰掉了沉溺过去、抱怨环境、出卖灵魂的弱者们，剩下的只能是性格完满的强者。而强者之间不论性别，不论地位，都是可以互补与合作的。
这三个发展阶段，也同历史上女权主义的发展逻辑不谋而合。封建时代，人们基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制定了“男尊女卑”的性别原则；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发展，又开始主张男女相同，人人平等，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女性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困境；再后来，才慢慢承认差异、正视差异，进行更合理的性别分工。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离不开大量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与磨合，共同促成了社会在周期上下中的交替进步。
许多人动辄喜欢批评中国没有女权主义，这样的指控其实毫无道理。早在建国伊始，“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便传遍了大江南北，早已熔铸进了民族的灵魂。只是这条“根”如何在新时代下结出新的果实，不仅仅只是女性的命题，更是值得所有人思考并参与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