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成功举行:推动共益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DoNews 11月19日消息(刘文轩)11月17日至18日,2021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成功举行。峰会以“新连接创造新动能”为主题,聚焦数字与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创新。超过40名国内外新经济、科技创新、公益与慈善、新媒体等领域的顶尖思想者、投资者与商业领袖,围绕“共益经济、人本科技、新型领导力”三大议题,以及社会设计等重要方法论进行了经验分享与思想碰撞。

峰会由北大斯坦福中心主办、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出品,斯坦福大学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联合出品,通过10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议题论坛和工作坊,为2800多名中外学者、商界先进和创变先锋等各界人士构建了一个分享新知与方法,互相汲取信心与力量,一起探讨并追求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的场域。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出版人Michael Voss表示,社会创新的工作是跨部门的,我们的方法基于一种哲学,即消除边界,促进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对话,目的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了彼此误解的背景之下,这样的聚会对于重新连接我们共同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理事长、《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人沈东曙表示,2021年共同富裕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新愿景,意味着中国开始了一个寻找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的新旅程,这也意味着我们大家要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要用新的思维去做出共同但有差别的贡献。

为了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

共益经济是实现后疫情时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路径之一,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强调公司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如何思考和行动才能实现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

未来研究所执行董事Marina Gorbis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以系统的思维去思考未来,是应对未来挑战的最佳之道。要改变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这种误解,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公平分配及活动的经济收益,让那些真正为系统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公平的分配。

国务院参事、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汤敏认为,一、二、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里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第一次分配上。怎样在第一次分配中通过市场效率的方式让分配更均等?乐平基金会正在推动共益企业的发展,让社会价值高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参与。

康奈尔大学可持续全球企业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创新与变革计划委任教授 Chris Marquis在点评中表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力量如何更好地让投资进入到有用的领域,如何创造真实性的连接,以实现对于共同富裕的更好追求。

基于对共同富裕和共益经济理念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于推动利益相关者经济的浪潮中。

据长江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MBA项目学术主任朱睿介绍,长江商学院EMBA开设了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实践课程,每个同学都要在他自己的企业中去做一个为期一年的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的项目。

云南白药集团CEO、前华为中国区副总裁董明表示,云南白药把共益思想作为核心战略,推动整个公司的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人才创新以及品牌焕新。

尚美生活集团的使命是让所有人在任何城镇都能够住上好酒店。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马英尧表示,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让每一个环节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从优秀的商业模式当中受益,就是商业向善。

维沙(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毛伟芳强调,做决策的时候要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对客户、员工有什么帮助?如果都没有帮助,那我们坚决不做,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

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威胁了人类的健康,间接导致全球各地贫困问题加剧,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行动起来的不仅是中国。在乐平基金会国际顾问、《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联合主编李凡主持下,三位来自东亚的社会创新者展开了交流。

疫情让日本的性别不平等更加严重。UWC ISAK Japan创始人兼校长Lin Kobayashi提出,要从小就给女性配备相应的技能培训,提供更全面的教育,推动价值观或者社会层面文化的转变。

Lab 2050 创始人兼CEO、京畿道全民基本收入委员会委员Wonjae Lee表示,韩国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在不断地加大。作为研究者或者是行动者、变革者的力量非常关键,民间社会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李镇邦介绍了新加坡的情况,他表示全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更频繁地进行全球合作,在政策渠道可以给到更多的压力,让政府意识到重要性。

面对人类所面临的这些共同问题与挑战,如何以新视角把握新趋势,以一种合作和共益的方式去应对?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Priya Shanker和沈东曙进行了对谈。

沈东曙建议,第一是从方便的地方开始,从最容易接受的地方开始。第二是向全球学习,特别向同辈学习。第三是很多事情在商业活动、社区活动、社群活动的范围内去做可能会比较方便,而不是一定要先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去开始。最后一点,创新经常是失败的,怎么才能始终跟得上?其实就是要不断地去尝试。

“不是从历史当中找答案,而是兼顾历史和未来,更多从未来找答案去看,更多探索,去行动去找,而不是寻求唯一的正确答案。”沈东曙强调。

Priya Shanker表示,其实对于全球来说,很多地方都是有相似的思考,我们可以想一想从全球的经验当中能够学习到什么,社会创业或者是慈善行业、投资者,全世界范围内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走出一条实现个人成长、业务发展、以及社会与经济价值创造的共益之路。这样的一条路具体该如何走,我们应当如何超越内卷,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我们希望看到无论技术、工作方法还是组织制度的创新,不仅能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且能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参与感。”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顾问刘北成教授强调。

在这条路上,科技向善成为普遍诉求,如何实现?

凯伦·托夫勒慈善信托基金顾问Deborah Westphal表示,我们到底如何应用科技才是关键。如果只是盲目地追随技术的发展方向,就会偏离原本想要的方向,就会离以人为本的技术越来越远。我们要建立更加具有信任的关系,才可以更好地去转变技术的发展方向,帮助我们去创新。

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主编Eric Nee的主持下,与会嘉宾就“运用科技的力量构建包容与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认为,在很多数据应用场景下,决断者更多还是平台公司,而不是社会大众,怎样创造一种语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与数据有关、与算法有关的社会决策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斯坦福大学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数字民间社会实验室的研究员Ashley Lee表示,我们要思考如何能够听取边缘人的声音,如何能够听取边缘社区的意愿,让他们能够加入到科技浪潮的领导地位当中。

在这条路上,系统性问题需要解决,怎样为社会而设计?

斯坦福大学哈索·普拉特纳设计研究学院(D.School)为社会系统项目主管Thomas Both和项目经理Susie Chang以为活动和案例解读的方式介绍了应用于社会和环境问题中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Thomas Both强调,做设计思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止是解决问题,同时要找到正确的问题。先要找出问题所在,而不止是单纯地追求解决方案。

建筑师、营造者、集火实验室创始人刘洋表示,社会设计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是会面临不同方位的挑战,在各种局限性的情况下,要找到路径和解决的计划让每个人参与进来。

瑞尔行为中心创始人兼总经理李诗扬分享了用聚焦行为的设计思维来减少食物浪费的案例。她认为,设计思维能够帮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找到他们切入项目合适的方式和基点。

在这条路上,系统性变革正在推进,谁是领路人?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总监及世界经济论坛社会创新主管Francois  Bonnici 和开普敦大学商学院Bertha社会创新与创业中心高级研究员、兼职讲师Cynthia Rayner 介绍了他们所撰写的《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工作》一书。

Francois  Bonnici强调,要选择更加技术化、更加宏观、综合的思路去看待问题。不能用工程师的方式去看待问题,不能看到一个问题就想到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其实现实当中不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在斯坦福大学慈善和社会创新中心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联合总监、《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学术编辑Johanna Mair 主持下,与会嘉宾就如何专注系统性工作进行了讨论。

世界公民资本创始人兼CEO Kenneth Kwok 认为,未来年轻人的选择或者理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会如何发展。他们跃跃欲试,非常想参与,所以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院长关凯强调,社会创新的知识生产有的时候和他的行为实践同样重要,它的贡献在于不断地把实践和知识生产连接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交流的平台,并且能够为教育领域提供更多的资源。

Eric Nee和沈东曙对峰会进行了总结。

Eric Nee表示,社会创新的兴趣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都值得被动员,共同加入这样的一场思潮和运动当中,以本地化的经验发挥最大的潜力。

我们想要的一个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沈东曙认为有三点很重要:第一点,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人;第二点,要追求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第三点,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和平和共益、关系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和传统。

要追求这样的社会,“一是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生产知识,从而提高我们的认知。二是很多时候不要想着伟大的规模或是影响力,而是要更加容忍能够把事情变成特别有韧性、特别有弹性的系统化工作。”沈东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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