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组装厂”要造车,郭台铭底气何在?

撰文 | 文   林

编辑 | 杨博丞

题图 | IC Photo

郭台铭的造车梦依然未变。

日前,富士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河南)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达5亿元人民币。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富士康新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持有这家新成立的公司,而后者则为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这一股权结构表明,富士康对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寄予厚望,并在进一步整合其在河南的资源。尤其是在其营收下滑、进退两难的当下,造车似已成为富士康争取喘息之机的重要抓手。

01.

崛起:政策人口红利,

造就“铁血工厂”

富士康的前身是鸿海精密工业,成立于1974年,最初只是一个生产电视机零件的小工厂。郭台铭在80年代初看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机遇,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开始做电子产品的代工。

依靠大陆这边任劳任怨的劳动力和一系列惠台政策,富士康逐渐成长壮大,成为一家世界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彼时,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的投资,也给予了富士康低价土地、税收减免、补贴资金等优惠政策。

例如在河南郑州,2010年,河南省长亲自在机场迎接郭台铭,河南省政府拨款15亿帮富士康建厂,还给了富士康力度罕见的优惠政策:前五年免税,第二个五年,减半征收;富士康在河南招人,省政府甚至都出面了,当时17个地级市每个都有指标,平均每个乡镇都必须招满30到50名工人。

在拿到了苹果的iPhone手机订单后,富士康开始强势崛起,短短几年间就在大陆建设了数十家工厂,巅峰时期的市值更是突破了4000亿美元,拥有120万名员工,直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商,郭台铭也凭此赚得盆满钵满,多次蝉联台湾省首富。

当然除了政策东风和人口红利,富士康强大的生产能力和高效的管理模式才是其能拿下苹果大单,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

受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郭台铭对生产的规范非常细致,进而对员工的要求非常严格。据了解,富士康的出货时间是同行业的一半,甚至更短。其秘诀就是让人变成机器,时刻处于工作状态,并且让他的身体和心理处于高度紧张中。

一名曾于2007-2009年在富士康从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富士康对流水线的管理极其精细,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每天在车间要走的路,一个零件到另一个零件的距离。而内部等级众多,从员到师再到管理级,上下级分明。”

这样的“铁血”管理和高效生产,虽然让富士康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也让富士康成为了行业的领导者,但是也给员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仅2010年1月23日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就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可以看出,以代工起家的富士康,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但却在半导体等高精专产业的研发上懈怠。这也为其后面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忽视多元化发展、社会责任的缺失等问题埋下了伏笔。

02.

转移:抱紧美国大腿,

却在印度失利

有数据显示,2022年,苹果和富士康在中国的平均生产成本仅为每部产品的30美元,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苹果和富士康在中国还享受了多项的税收减免和补贴,为它们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但即便是这样,为了提高利润、降低风险,苹果还是有必要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而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市场,自然是除中国以外的最优选。

只不过,苹果公司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户,它开始转移产业链,这让富士康也不得不跟随苹果的步伐,将部分生产线迁往印度、越南等国家,以保持与苹果的合作关系。这本无可厚非。但事实上,郭台铭想实现的不只是“苹果梦”,而是“美国梦”。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2013年,郭台铭就宣布: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建造一座价值3000万美元,即约人民币2亿元的高科技工厂,进一步和美国合作。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郭台铭积极配合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以富士康的名义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3亿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而威斯康星州将给予富士康为期15年,高达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2亿元)的财政援助,并为此出售至少1000英亩,约等于4平方千米的土地。

在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后,为了迎合美国,郭台铭给华为来了一个“落井下石”:在许多美国供应商选择与华为划清界限时,以让华为猝不及防的方式,断掉了富士康与华为手机的代工业务。

之后的一年,郭台铭又从内地陆续撤厂,在大陆宣布裁员30多万人,将厂子转移到印度和越南这些人口红利更合适的地方。

只不过,郭台铭并未想到,后来的华为不仅迅速找到了替代富士康做代工业务的比亚迪,还突破美国的层层封锁,通过自主研发取得了突破。

更未想到的是,尽管富士康不断加大对印度投资,自称想要扩大印产iPhone产能,但“金主”苹果显然并不买账,还对其背刺了一把。据媒体报道,去年苹果iPhone15系列的订单中,库克直接拿出了27%分给立讯精密和和硕科技,并且当iPhone15系列品控遭到非议时,还将“黑锅”直接甩给了富士康。

而美国威斯康星州事先承诺郭台铭的30亿美元财政援助被砍掉了一半,这个计划终以惨败告终。而计划破产后,富士康还欠当地政府3亿美元基础设施债务。

当然,最让郭台铭头疼的还是印度市场的一地鸡毛。不是所有人口多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形成“人口红利”。员工罢工、纵火、税务调查、政府贪腐等问题,使得富士康尽管在印度布局多年,投资上千亿,但始终难见成效。

这里猜测一下,富士康之所以在印度难以发展起来,首先,印度可能对富士康的半导体能力有所怀疑,毕竟富士康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是靠代工赚钱。印度可能担心,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只是为了拿补贴,而不是真的想要发展半导体产业。而这或许也是此前美国威斯康星州“毁约”的原因。

其次,印度的文化和富士康的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印度人也不太习惯富士康的“铁血”管理,他们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信仰和生活,而不是工作和效率。同时,印度的人口虽然多,但是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很难达到富士康的生产标准和质量要求。

此外,印度的政府和社会对待富士康这样的外国企业并不友好。印度的政府虽然表面上支持富士康的投资,但是实际上却给富士康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和限制,比如审批、税收、环保等,以保护和扶持本国企业。并且,印度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地方政府可能想要从富士康身上捞一笔,利用审批的权力,向富士康索要一些“灰色收入”。

总之,对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控制和人口优势固然重要,但要想实现其稳定的增长,离不开稳定友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产业链和资源。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大陆是无可替代的,至少在目前以及未来数年来看均是如此。

而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的合作伙伴,也取决于它自己的能力和战略,更取决于成长环境和外部支持。曾扬言“赏饭给大陆吃”的郭台铭,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环境的助力。离开大陆后,想在印度重现昔日辉煌,恐怕没那么简单。

03.

尴尬:老东家“秋后算账”,

电动车难挑大梁

近日,富士康公布了其2023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富士康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销售额为1.85万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了5.4%。其中,12月份的销售额更是暴跌了27%,仅为4601亿元新台币。

这是富士康连续第四个季度的销售额下滑,也是其2023年全年销售额下降7%的主要原因。富士康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也将同比下降15%至20%。

富士康的业绩下滑,与其最大的客户苹果的iPhone需求不振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富士康的约半数收入来自于苹果的订单,而受全球消费电子疲软影响,苹果在2023年推出的最新一代iPhone,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销量表现平平。

如今富士康已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其转移产业链行为已经引起国人的反感和内地政府的调查和惩罚。据环球日报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自然资源两部门已经兵分两路对富士康展开了调查,一路去江苏广东查偷税漏税,另一路到河南湖北调查用地问题。眼下,富士康即便在国外发展不顺,想重拾内地市场信任,怕是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国内的企业如华为、比亚迪、立讯精密等都在加快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步伐,逐渐取代了富士康在国内市场的优势,甚至还与富士康的主要客户苹果形成了竞争,这让富士康陷入更加尴尬的处境。

而就目前来看,富士康正试图通过转型近些年大热的半导体和电动汽车,来改善自身处境。

在半导体业务上,富士康并不局限于代工,而是涉足了晶圆代工、封测以及芯片设计等多个环节。例如:

·在封测领域,2020年4月,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首座晶圆级封测工厂落户青岛,已经于2021年11月投产,此后,又取得半导体封测龙头日月光投资的四座封测工厂,主要用来布局系统级封装、小芯片、MEMS封装等功率元件封装;

·在晶圆代工领域,与合作伙伴DNex在马来西亚合资兴建月产能4万片的12寸晶圆厂,还收购了旺宏位于竹科的6寸SiC晶圆厂;

·芯片设计领域,与国巨成立合资公司国瀚半导体,又与汽车生产商Stellantis(STLA)宣布成立芯片公司SiliconAuto。

只不过,在半导体产业技术相对成熟的制程范围,国内外已经拥有大量产能,且近两年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富士康在这一领域会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压力。并且,在技术壁垒较高的高端芯片领域,对人才、资金、设备、材料的要求都很高,需要长期投资才能推动技术获利,这对于富士康也非常有挑战性。

而另一边,富士康的造车之路也不会是一片坦途。涉足新能源汽车,不仅要面临来自特斯拉、小米、比亚迪等强劲的竞争,也面临来自政府、消费者、供应商等多方的信任挑战。

图源:富士康发布的3款电动汽车发布会

不过,富士康似乎在新能源车领域只是想做些“老本行”。

在去年10月举行的“2023鸿海科技日”活动中,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宣布了富士康新的战略转型计划:为电动汽车市场推出CDMS模式。而所谓的“CDMS商业模式”,中文全称为“委托设计制造服务代工业务”,是一种委托设计制造服务代工业务,旨在向汽车行业提供整体和定制的解决方案。

刘扬伟强调,与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汽车制造也在转向外包模式。随着竞争的加剧,富士康的作用更加凸显,专业化制造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富士康完成 80% 的运营,而客户负责剩下的 20%,将进一步创造附加值。

也就是说,富士康的确有意进军汽车行业,但业务重点可能不是自己造车,打造一个新的整车品牌,而是为客户提供代工服务,同时供应新能源汽车的三大电气系统。

总之,当前智能手机市场增长乏力,而新能源汽车正在全球迅速发展壮大。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多点布局汽车代工业务,意在将新能源汽车代工业务打造成富士康的下一个增长点。但商业成功不仅需要机遇和能力,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合作,学习和适应市场的变化,更需要感恩与责任,懂得做人不忘本,处世不忘恩。

标签: 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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