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榨沙       

今年《乐队的夏天3》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7支乐队，而这些来自不同地域音乐人的口音，往往也成为演唱和创作的特色。 

比如，当新学校废物合唱团演唱结束后，马东对彭磊说：“我觉得刘凹（乐队主唱）唱歌跟你一样，都是那种大舌头发音”。 

图注：大张伟谐谑模仿刘凹唱腔

在弹幕中，不少网友也表示，刘凹唱歌和彭磊口音很像，“发音很北京”。 

但其实，刘凹来自辽宁鞍山，他纯熟的京片子大抵源于在京生活多年的经历。而像刘凹这样的“后天养成者”，在乐队圈乃至整个华语音乐圈，都不在少数。 

那么，音乐人唱歌、说话变得“京里京气”，只是因为受到了周围人的影响，还是为了融入所谓“更强势”的文化圈层？而口音的改变，又跟音乐创作有什么隐藏的关联？ 

音乐行业的“外地口音综合症”

除了刘凹，以咖喱3000鼓手身份参加本届乐夏的日本音乐人hayato，也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今年刚满四十岁的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摇滚音乐人“京片子化”的现象，可追溯到中国摇滚的起步阶段。

“魔岩三杰”之一，西安著名摇滚歌手张楚，唱起歌来也有些许京味儿。90年代初，伍佰与友人到北京制作《爱你一万年》，曾打算与张楚、窦唯合作一下，但由于张楚和窦唯的“京片子”与伍佰的台式唱腔实在难以搭配，此次合作最终遗憾作罢。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确实会有意无意地改变口。比如，当身边有与自己口音不同的朋友时，很多人说话的风格就会被带跑偏。在电影《没完没了》中，葛优饰演的老北京司机韩冬在和来自新加坡的女孩小芸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说话方式也逐渐偶像剧化了。 

而对于经常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外地音乐人来说，口音的改变也自然可以理解了。毕竟，就像天津话、东北话一样，北京话的“传染性”极强，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出差一趟，回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会不自觉地把番茄炒蛋说成“胸是炒鸡蛋”了。 

民谣歌手邵夷贝就曾说：“在北京呆上半天，就会被京片子带偏。”然而，对于一些身在其他省份的摇滚歌手来说，北京口音甚至能跨越遥距离，实现“隔空传播”。 

比如，1997年出生于台湾的傻白乐队主唱蔡维泽，并没有常年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但他仍会在作品中使用颇具北方风格的儿化音。这明显不是下意识的发音，是他刻意习得的结果。 

在日常说话时，蔡维泽仍然有很明显的台湾口音，会把“例如”念得像“例卢”，“SI”、“SHI”等平翘舌说得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即使是演出时唱出来的儿化音，也没有北方人的丝滑。 

除了京腔，在其他语言体系中，一些地区的口音也在不同年代里被音乐从业者模仿。

披头士乐队来自英国利物浦，在乐队成立初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出现了和蔡维泽类似的问题——他的儿化音总是不够丝滑，且总被过度使用。比如在演唱歌曲《Till There Was You》时，麦卡特尼喜欢把see的过去式“saw”唱成“sawr”，类似于将北京话里的“怎么回事儿”错说成“怎么回儿事儿”。 

图片来源：电影《非诚勿扰》

研究英国摇滚的语言学家Peter Trudgill认为，麦卡特尼这种不太会用儿化音的现象，是英国人试图以美国口音演唱歌曲时常见的错误。 

这一现象也并非孤例。美国《Slate》杂志曾撰文总结，20世纪60年代开始，克里夫·理查德、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等英国音乐人一直在模仿美国发音。 

与其他行业相比，“外地口音综合症”在音乐圈似乎更加常见，而诱因也更加多元。 

为什么很多外地音乐人都成了“京片子”？

促使音乐人改变口音，最容易想到的原因便是对于经济强势地区的文化崇拜。 

比如九十年代以来，北京长期被视为华语摇滚的中心，很多滚圈大佬在发迹之前，都曾有过“搞摇滚就要去北京”的看法。 

图注：很多外地摇滚青年曾集聚在北京树村一带

这种精神上的崇拜，会很自然地触发语言上的模仿。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波多厄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语言交流就像是一个市场，当你使用的语言较接近社会所认定的“标准”，你就具有比较多的文化资本，因为这种语言可能为你在社会上带来优势。

因此，就像港台流行文化兴盛时，很多人会模仿“港台腔”一样，崇拜北京摇滚文化的人们也有会有意无意模仿当地的口音，并认为这可以使自己具备某种气质，以便让这一文化圈层的人更好地接纳自己。 

但值得注意的是，音乐人改变口音，并不都完全是出于对文化强势地区的崇拜。 

语言学家Peter Trudgill通过总结发现，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人在模仿口音时，不再完全呈现出“哪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强势就学哪种口音”的趋势。

很多音乐人改变口音，往往并没有太多功利的考量，而是为了让唱腔更加贴合自己所唱歌曲的风格。比如，来自美国北部城市费城的泰勒·斯威夫特，她在演唱南部民谣风格的原创歌曲《Our Song》时，就会将自己的口音切换成美国南部的风格。 

再比如，由于朋克起源于英国，后来很多非英国的朋克乐队，即使他们所处的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并不落后于英国，但为了让自己的唱腔更能表达朋克音乐的情绪，他们仍然会借鉴英式英语的口音。

图注：美国知名朋克乐队绿日在演唱中大量借鉴了格拉斯哥口音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要为很多被称为“京片子”的中国朋克乐队喊个冤。 

虽然英国和北京相隔万里，但十分巧合的是，英式英语口语和北京话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很喜欢略读，英国人会把letter/ ˈletə(r) /读成le er/ ˈleə(r) /,把wate/ ˈwɔːtə(r) /读成wa er/ ˈwɔːə(r) /。之前在一档综艺中，演员尹正还因为用地道的英式英语向外国服务员要了一杯“wa er”，而被其他不太懂英语的嘉宾嘲笑。 

此外，英国有些地区，比如格拉斯哥地区的口音，音量和声调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语速飞快，听上去像是在咆哮或争吵（是不是有点像大张伟了）。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很多中国朋克乐队，是站在提升作品质量的角度，在唱歌时，有意识地向更能诠释朋克风格的英伦腔上贴合，却被误会成了“转基因京片子”？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被人认为有“京腔”的乐队里，朋克乐队占比极高，而像汪峰这样并非主打朋克风格的摇滚歌手，即使本身就是北京人，唱起歌来都没有京味儿。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音乐人在演绎一首作品时有哪些动机与初心，向来难以被证实或证伪。但承认上述可能的存在，也可以让我们在观看演出时更有可能感知到创作者所花的心思，从而获得更好的观演体验。 

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口音

正如上文所说，有意识地改变口音，可能是一种“创作上的花心思”，既然花了心思，那必然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正面效果。 

首先，音乐人在借鉴外来口音的同时，也会学习到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种文化。 

近几年，台湾地区出现了一批像草东没有派对、老王乐队等听感上很北方，甚至很像河北人的乐队。他们咬字清晰，能轻松唱对“ZHI”、“CHI”、“SHI”等翘舌音，这被普遍认为是受了万青等大陆乐队的影响。 

然而，在借鉴口音的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在与大陆音乐人交流的过程中，台湾乐团取得表达面向上的突破，吸收到了更加深刻厚重的文化气质与表达方式，而口音只是这种进步的外在表现之一。 

乐评人马世芳也认为，在大陆摇滚与民谣音乐输入台湾后，有更多台湾乐队也开始讲究歌词写作了。小白兔唱片创办人叶宛青则表示，在接收到大陆的音乐后，台湾青年们“默默拥抱起另一种精心制作的激情，是文绉绉的情境书写、是贴合了旋律搭出来掏心挖肺的嘶吼、无论如何不允许直觉进行的结构，绷出陡峭戏剧感的摇滚乐”。 

其次，外来语的加入，也会对作品的文本内容和情绪进行补充。

台湾政大语言学研究所教授何万顺曾提出“语言系统的缝隙”这一概念，他认为，很多语言都存在无法描述的内容和情感，使用外来语可以填补这些“缝隙”。 

例如，英语中的“OK”、“come on”等词汇所表达的特定语气，很难完全通过英译汉的方式被翻译出来。与其翻译成“好”、“来吧”，还不如直接用原词。 

同样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很多词汇所表达出的细腻情绪，也很难在南方用语中找到“平替”。就像蔡维泽在《5:10 a.m.》中“今天要打哪儿晃”这样的京味儿表述，如果要换成普通话或台湾地区的方言，恐怕很难把这种兼具散漫与迷茫的气质表达透彻。 

换句话说，口音的改变，表面可能只是一个乐子，但也可能潜藏着不同地区音乐人之间的相互交流。 

如果一个创作者有这样的野心，那么至少值得我们多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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