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朋朋        

编辑 | 范志辉

2021年，堪称是艺人集体崩塌之年。

从吴亦凡、张哲瀚这样的顶流偶像，到霍尊、热狗、张欣尧等综艺常客，都接连不断地被爆出负面新闻，让广大吃瓜群众见识了什么叫“花样塌房”。

一方面，社交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效果更加高效，也大大加速了相关事件的处理进程。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批准逮捕，甚至因海外也有粉丝报案，可能要“巡回坐牢”；霍尊被前女友曝光群聊记录“社死”，古风少年梦碎，宣布退出娱乐圈；张哲瀚触碰历史伤痕之举引发众怒，决不能用“曾经无知”而敷衍淡化了事，官媒点名封杀，个人作品被下架，五个月走完星途的大起大落。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明星也陷入了被“翻旧账”的质疑与自证中。比如，张欣尧就3年前在微博上发表的低俗言论道歉，热狗则也因大学时期染毒两年的旧报道被网友推上舆论风口。

前者的情况属于自食其果，没有辩驳余地；后者的边界却往往更模糊，也更值得探讨。前途光明常常输给曾经“劣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被“挖坟”的艺人，饭圈的挖坟举报之风为何愈演愈烈？

监督举报，还是欲加之罪？

娱乐圈“挖坟”并不新鲜，有意思的是背后的“有心人”。

比如，在事件尚未发酵之时，张欣尧便光速道歉，就道歉文案来看，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不当言论并且删除”，并且表示会“规范好自己言行举止”。如此看来，在从素人到艺人的身份转变后，张欣尧已经明白后者的道德标准要求有所提高，也删除了相关内容。但是抵不过有心人的提前截图，如今将他送上了热搜，也仍然无可辩解，只能躺平任嘲。

而细看使热狗深陷吸毒争议的报道，他自爆大学染毒两年，但是已经戒毒，并且以作品《毒》警示青少年远离毒品。随后，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网络文化工委发微博要求《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组与搜狐音乐核查事件的真实性，随后节目组紧急下架热狗的纯享舞台。但是截至目前，这条微博已经删除，热狗的舞台已经重新上架，事件的最终定性还有待进一步披露。

相比吴亦凡、张哲瀚的石锤曝光，这些翻旧账行为更像是别有用心的“挖坟举报”。

与常规意义上的举报不同，“挖坟”意指在互联网上检索明星早期的言论，常常溯及明星的素人时期，无视艺人身份和舆论环境的变化，这里的“举报”则是打压大于纠错，煽动公众情绪，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势。

无独有偶，《创造营》播出时期，豆瓣网友发帖称王晨艺在微博上点赞涉及“敏感问题”和侮辱女性的内容，“一人一句王晨艺退赛”将有望出道的素人练习生拉下舞台，而客观来看，王晨艺点赞微博时年仅14岁，是否具有相关的媒介素养还有待商榷。

2019年，成功出道的虞书欣在为粉丝的网暴行为道歉后，被扒出小号曾号召粉丝网暴，可虞书欣只是在小号说了一句“希望爱我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网络暴力，多一点人帮我吵架”。与其说这是明星的“强者之恶”，不如说是小女生的“撒娇争宠”。

在娱乐圈之外，挖坟举报的风气也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为疫情出生入死的张文宏医生的微博中的“与病毒共存”，就被网友断章取义视为“汉奸”发言，并向复旦大学举报他的博士论文在综述部分涉及学术造假，势要让这位一线专家闭嘴。

从明星到网红再到专家，“挖坟举报”正在悄然地从饭圈泛化到整个中文互联网，侵蚀着各个领域的公众人物。

明星和网红如履薄冰地维护自己的人设，在互联网的标尺下谨慎行事。像张文宏这样的医学专家始终坚持向公众进行科普，可称学之大者，如此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怎么到头来也都难逃诘问？

谁在挖坟？谁在举报？

如今，“挖坟举报”已经成为别有用心之人攻讦公众人物的必备手段，网民（甚至都不算大众）舆论则是别有用心之人最趁手的武器。

研究国内舆论的学者邹振东认为，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反，存在弱者优势。如明星、公知、政要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强势个体，更容易遭到攻击，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公众人物处于聚光灯之下，掌握着媒体资源和公众关注。究其缘由，不外乎是有人红了眼，为了争夺资源，想从中分一杯羹。

在吴亦凡事件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红妄图借东风，在微博上实名举报林俊杰和潘玮柏不法行为，无关真相如何，尽早收割一波粉丝，直到林潘双方发出律师函。在张文宏成为国民眼中的“疫情权威”后，居心叵测之人一拥而上，从“早餐不能喝粥”到“与病毒共存”，处处断章取义，造谣生事。以冲锋在前的微博网友“大盛说”为例，在指责张文宏医生“靠油嘴滑舌技能成为了防疫英雄”后，1.8万粉丝的账号阅读量均在百万级以上。

不得不说，杠精们深谙黑红也是红的道理。

有了当红人物作靶子，还需要巧立名目来铸一支箭。奥运健儿杨倩在东京奥运会射落首金，成为国民骄傲之后，有人发现她曾晒出收藏的NIKE鞋便痛斥她“跪族女孩”；《创造101》之后杨超越被举报至文化部，称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顺利出道后，扣的帽子更加贻笑大方，举报说她的“锦鲤人设”是在宣传封建迷信。举报者深信不疑，似乎只要击倒了杨超越，自己便可以作为王超越、李超越站起来。

与此不相称的，是公众人物话语权的丧失。一旦被挖坟举报，公众人物便没有了辩解的余地，只能低头认错。或等待公权力来定责，或等待公众议错后来追责。如王晨艺事件在先，公开抵制对其商业价值的损耗让明星骇然，只待风波过去，却更加恐惧下一波风波的来临。

有目共睹，明星们变得小心翼翼，唯恐一失足再无翻身的余地。对于发表观点避犹不及，打开明星的微博，遍布新剧宣传和带货文案。而回想几年前的微博，那英曾直言不讳“妈的，最烦装逼的人”，王菲兴奋得像进入了青春期，有“刷屏”、“话痨”、“躁动不安”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文娱行业也在积极行动。8月16日，芒果TV艺人经纪组织旗下80余位艺人签约艺德承诺书，次日，湖南卫视18位主持人也签署了文艺工作者承诺书，让公众看到他们的态度。

不过，网民早已熟练地艾特官媒，甚至诉至公权力机关，“挖坟举报”的成本接近于零，不知道明星和行业的努力能否扭转这一风气。

“挖坟举报”后没有赢家

举报是公众发挥监督权利的重要途径，正是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吸毒、阴阳合同、强奸等明星违法犯罪行为才无处遁形。但是，当狭隘畸形的举报文化蔓延后，举报已经背离了纠错的初衷，成为打压异己、争夺资源的卑劣手段。

但是别忘了，“挖坟举报”后没有赢家，只有难以下咽的结果。

在肖战事件中，肖战的粉丝抱着“异己者，虽远必诛”的心态，利用举报行为来打压异己，并且泛化至AO3平台，最后也被愤怒的平台用户反噬，肖战代言的品牌被大规模抵制，明星为粉丝行为买了单。再谈回张文宏医生，一旦滥用意识形态化的无端抨击奏效，作为疫情专家的他不敢再对公众发声，更是极大的损失。

举报人，让公权力成为私仇的瞄准镜，对准一个目标，却殃及一片无辜的人。打击异己者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整个互联网的舆论生态。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经写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饭圈举报文化的扩大化和常态化，正在修葺一座又一座“监狱”，以政治正确之名审视着互联网，而向监狱中张望，是没有赢家却明争暗斗的滑稽戏。

如今，似乎哪里有高光，哪里就吹来举报之风。

在群体盲从的狂热中，个体意识很容易抹掉，尤其是尚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群体，如果长期在这样的举报文化熏染下，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而在“挖坟举报”的过程中，往往释放个人的不满情绪高于对真相的探寻，意识淹没理性，将他人投入莫须有的监牢时，自己也被无知和疯狂困囿。

乔治·奥威尔也在《1984》里描述了一个充满专制的黑暗时代，名为老大哥的精神领袖煽动举报以控制思想，抹煞了全部的爱与情感。在滥用举报分割群体的时候，别忘了，老大哥看着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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